钱少事多被嫌弃,传染病医院何处去?

钱少事多被嫌弃,传染病医院何处去?

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:健康界 (ID:cnhealthcare),作者:谷会会、杨瑞静,原文标题:《成本高、收益低,这类专科医院为何转型艰难?》,题图来自:视觉中国

在疫苗和抗生素普及以前的漫长历史里,传染病一直是导致人口死亡的主要疾病。

我国各省市均设立了传染病专科医院。虽然使命光荣,但国家并没有将其列为财政买单的公共卫生单位,传染病医院的生存发展不得不依赖自身的业务收入。

医院发展需要两个要素,一是足够的门诊量,二是足够的手术量,而这两点,传染病医院都不具备。

一方面,传染病的总体发病率逐年下降,传染病患者数量不断减少,传染病医院的病源出现明显萎缩;

另一方面,传染病医院学科设置单一,综合救治能力较差,且以内科、药物治疗为主,较少使用手术、介入等手段;

由于经济效益不好,传染病医院相关医务人员的收入也比不上综合医院,加之公众对传染病的有色眼镜,使传染病医院人才“难觅”,进一步阻碍其发展。

如何化解传染病医院的生存危机?基于专科特色,向综合化医院转型,是业内公认的解决方案。

“未来传染病医院的发展方向,一定能够满足老百姓看病就医的综合需求,在此基础上,具有感染性疾病相关的特色。”国家感染病临床研究中心、深圳市第三人民医院院长卢洪洲向健康界介绍,他们医院目前就正走在“强专科、大综合”的路上。

然而,在本身经济受困的情况下,专科如何做强?综合科室如何从无到到?专科与综合科室又该如何协同发展?诸多问题待解之下,传染病医院的转型之路注定“任重而道远”。

高成本、低收益,传染病医院发展“亚历山大”

新中国成立初期,由于长期战乱、灾荒、医疗资源匮乏、卫生习惯差等原因,导致鼠疫、霍乱、天花、血吸虫病等传染病频发,即使是在首都北京,传染病自建国后也一直高居居民死因首位。

数据显示,1955年每50个中国人中就有1人感染甲乙类法定报告传染病,超过11万人因此死亡。

由此,传染病防治作为“社会主义建设的必要条件”被提升到政治高度,中央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抗疫举措。

1955年,原卫生部颁布《传染病管理办法》。如今享誉全国的佑安医院、解放军302医院(解放军总医院第五医学中心)等传染病专科医院和上海华山医院、浙大一附院、北大一院、中大三院感染科都在这段时间成立的。钟惠澜、林兆耆、吴朝仁、王季武、曹钟梁、钱悳等新中国第一批传染病学专家,也都随后在各自单位担任院长或校长。

由此,传染病专科医院担负着传染病防治、疫情防控以及突发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应急等多种社会职能,具有相当的公益色彩。

然而,长期以来,国家并没有把传染病医院纳入公共卫生机构名单中,而是将其与其他医疗机构同等对待:财政上为差额拨款,生存与发展主要依靠医院业务收入。

市场竞争大环境下,绝大多数传染病医院的发展与建设明显落后于当地其他医院,甚至不少传染病医院出现长期亏损。2021年,关于江苏省传染病专科医院的现状分析显示,江苏省一半以上的传染病专科医院欠银行贷款。

这背后不容忽视的是,与其他专科或综合医院相比,传染病医院有着天然“劣势”。

“目前国内的疟疾已经被消除了,而乙肝、结核、艾滋三大传染病也会越来越少。”卢洪洲说,传染病医院的患者数量也会越来越少。

同时,由于传染病归口管理的不明确,许多综合性医院开设传染科,收治肝炎、结核病等慢性传染病,部分民营医院有时候也会收治传染病病人,本该属于传染病医院的病源被分流。

“非典”以来,一些传染病医院搬迁至偏僻的郊区,虽然基础设施有所改善,但由于地理位置偏僻,服务人群分散,交通不便,进一步加剧了病源分流。

要知道,社会大众基本上谈“传染病”色变,潜意识对传染病便恐惧、嫌弃,甚至觉得传染病医院有危险、唯恐避之不及,很少有非传染病患者到传染病医院就诊。

“恐惧”是大部分人对传染病科及医生的感觉。武汉协和医院感染科副主任医师易建华教授告诉健康界,非典的时候,他被抽调到隔离病房,当时去评估一个病人是不是非典,后来发现不是,要到卫生厅进行汇报。“当时介绍完我的身份之后,坐在我旁边的一名工作人员立马就跳起来走了。”

由于传染病医院学科设置单一,综合救治能力有限,患者一旦并发其他疾病,医院往往无力诊治,或发生医疗事故,导致医院名誉受损和患者流失。

以江苏省为例,12所传染病医院大多只有急性传染病科、肝病科等传染病相关学科,仅少数医院设置了ICU、外科、内科、妇产科等支撑学科,遇有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,往往要依靠综合医院的各种支持。

“比如一位艾滋病感染者,同时发生了肿瘤,需要放化疗;或者发生了骨折,需要做手术,如果传染病医院综合能力跟不上,就无法提供治疗。”卢洪洲对健康界说道。

(武汉疫情时)武汉金银潭医院和肺科医院虽然初期收治了大量患者,但重症、危重症的治疗还是需要综合医院的协助,因为平时见的病人太少了。”北京协和医院感染科主任李太生在受访时曾说。

病源的不断减少与流失,动摇了医院赖以生存的基础。

雪上加霜的是,传染病医院以内科、药物治疗为主,较少使用手术、介入等手段,药品收入占业务收入的比重远高于其他医院。药品加成取消后,传染病医院的生存环境更为艰难。

业务扩增“困难”的情况下,传染病医院的运行成本却有增无减。

传染病医院的设置必须遵照“三区两通道”的原则,在建筑总体布局、功能分区、消毒隔离、医疗废物处理及水电消耗等方面,均有更高的标准和要求。

尤其是针对传染病,需要按病种分病房或病区进行收治,因此医院必须保持较高的空床率,使传染病医院的运行成本明显高于其他医院。

“被嫌弃”的传染病医院

病源少、收益低、成本高……传染病医院生存压力大、发展落后,医院软硬件水平均有待提升。尤其是相关医务人员的待遇,水平偏低、发展空间小。

有研究显示,传染病医院医务人员待遇仅相当于综合医院的61.9%。

而且,传染病医院医务人员往往面临着更高的职业风险,工作条件更为艰苦,压力更大。由此造成其在人才引进方面缺乏竞争力和吸引力,人才流失严重,人才培养困难。

近年来,江苏省淮安市市直其他医疗机构招聘的都是硕士研究生以上人才,但传染病专科医院只能招聘二本以下高校学生。

即使招进来,往往不是考研,就是跳槽。

“而且这个岗位不是特别体面,出去跟别人说自己是治传染病的,总感觉有些不好意思,别人会误认为你是传染病原携带者。”北京某传染病三甲医院感染科医生王唯告诉健康界,自他从医以来,感染科一直是医学生最不喜欢的专业之一,主要原因就是待遇偏低,工作环境差,有些人嫌危险、脏。

“学医的人都清楚,医院有两个科是最难的,没几个医生想去,一个是精神科,另外一个就是传染科。”王唯说,很少有人第一志愿报传染病专业的,大部分人包括他自己在内,都是被调剂过来的。

为了北京户口,他留了下来,“当初跟我一起进到这个科室的一大半人都转行了”。

“尤其是每经历一次大的公共卫生事件,出现医护人员感染或者死亡的情况下,医学生们对感染科的恐惧就会上升。”易建华告诉健康界,主动报考感染科研究生的人极少,即便有些调剂到了感染科,毕业后也不会留在这个专业。

传统的专科化服务模式走不通了

虽然传统传染病在减少,但一些新的传染病却不断来袭,且不说曾经发生过的非典、甲流、禽流感、手足口病等,单一个新冠对个人与社会的杀伤力,便有目共睹。

传染病医院如何打破发展诅咒、脱离困境,在“危”中把握机遇?

从专科医院,转向以传染病为特色的综合性医院,是业内公认的解决方案。

随着老龄化推进,一位传染病患者并发、伴发多种疾病的比例急剧升高,病情与病种呈现复杂化、多元化的趋势。

例如,随着病情发展,病毒性肝炎患者容易合并糖尿病、高血压、肝癌等;肺结核患者易合并真菌、肺癌等;艾滋病则易合并各种机会性感染性疾病,如合并肺结核、脑膜炎、病毒性乙型肝炎及病毒性丙型肝炎等。

“尤其是对于一个老年患者来说,很难只出现一种疾病,几乎都是合并有其他症状,需要其他学科的支持。”北京市结核病胸部肿瘤研究所、北京胸科医院党委副书记、所长、院长李晓北告诉健康界。

据某传染病医院不完全统计,入院第一诊断为传染性疾病,但第二诊断为其他综合性疾病的病人,约占收治病人总数的40%。

这意味着,即使专科水平再高,也无法应对这些复杂传染病,而是需要其他专科的支持。例如SARS、甲型H1N1流感乃至新冠的救治要求较高的呼吸科医疗水平,手足口病的治疗则需要较高水平的儿科支持。

“从这次新冠可以看出,呼吸科和重症医学科对患者的救治有多么重要。”江苏省卫生法学会副会长胡晓翔告诉健康界,专业能力过于狭隘的专科医院,局限性太明显,医疗质量、难度和安全性都没有保障,反过来会限制这个专科的服务能力,传统的专科化服务模式已经不可取了。

传染病专科医院要实现可持续发展,就不能把眼光只放在自己的“一亩三分地”上,必须将传染科、呼吸科、儿科、ICU等多个学科的相互合作支撑,建立起跨越各个专科的综合性诊疗技术平台。

“传染病医院必须要根据疾病谱的变化,由专科逐渐向综合性医院转型。”卢洪洲说道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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英雄所见略同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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