高薪、高危、高成长?疫情下的我在海外工作

高薪、高危、高成长?疫情下的我在海外工作

作者:李信马,编辑:杨博丞,题图来自:受访者供图

“世界那么大,我想去看看。”

2015年,这封辞职信火爆了网络,也让许多人期待起了工作之外的诗与远方。而对有一群人来说,工作与出去看世界并不冲突,今天的中国被称为“世界工厂”,来自中国的产品遍布世界,自然也少不了一群先“走出去”在海外工作的中国人。

2019年底,新冠疫情爆发,至今已有两年,在此期间,中国人出海旅游的热度迅速冷却,海外工作的风险相较以往也陡然上升。在互联网求职平台上,海外工作成为了一个热点话题,也有不少人讲述了自己在海外工作的故事,既有异国风光的绮丽,也有不为人知的辛酸,当然,还有此时依旧坚守海外的意义。

临近新年之际,我们采访了三位代表性“大厂”派驻海外的员工,了解他们为何去海外,去海外做什么,以及各自的感想,诚以此文和大家一起来“看看世界”。

“在非洲最惬意的事情,就是在南非打高尔夫”

在来到华为之前,徐宏多少有点“穷途末路”的感觉。

2011年,徐宏毕业后在深圳的一家小公司工作了三年,2013年,他一边工作一边开了一家小饭馆,结果因为行业不景气导致资金链断裂,饭馆不但没赚钱,还让他欠了一笔债。一下子“亚历山大”的他决定换一份收入更高的工作,先把债还了。

不过让他有些失望的是,离职后的他先后应聘过华为、阿里等国内一线公司,却全部失败;之后他又开始应聘二线公司的岗位,前后有十几家,也都失败了;直到最后,他开始应聘的公司,待遇水平已经和他之前离职的公司相差不大,竟然也都失败了。

就在有些不知道怎么办的情况下,他忽然接到了华为的面试。“我第一次面试华为的时候,报了英文班,准备挺充分的,但却没面上,第二次没有准备,却面试成功了——这就是偶然性吧。”徐宏感慨。

2014年底,徐宏来到华为,由于换工作的目的就是要在短期内赚钱还债,因此,当他知道去海外工作可以拿到更高的收入后,就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去最艰苦的地方挣大钱。华为派驻海外的员工,收入除了基本工资外,还有艰苦补助、离家补助、奖金以及股票分红等,出国后,徐宏能拿到的收入差不多是他在国内的2到3倍。

2015年,徐宏作为解决方案架构师来到了尼日利亚,之后他又先后去过科特迪瓦、布基纳法索、几内亚、喀麦隆、南非等许多非洲国家,在非洲一口气待了6年多的时间。华为将非洲不同国家的艰苦程度分了6个等级,而尼日利亚就是环境最艰苦的第6等级。

据网上资料显示,在第6等级的国家,华为每天给予员工100美元到120美元的艰苦补助,仅这一项折算成人民币每月就接近2万元。

在非洲工作的徐宏 图片来源&拍摄:徐宏

对于非洲,徐宏最大的感受就是极度的贫穷。他曾去过撒哈拉沙漠边上的布基纳法索工作,即使在他们的首都也只有两条柏油路,最早是由中国台湾援建的,其他地方都是常见的土路。不过虽然贫穷,大部分的非洲人相对朴实,并没多少焦虑,“只要能吃饱就乐呵呵的”。

徐宏在多个非洲国家工作过,对于国内“非洲人的贫穷就是源于懒惰”的言论,他觉得有失偏颇:“非洲也有经济发展很快的国家,比如埃塞俄比亚、坦桑尼亚,国家经济发展的水平和国家体制、教育水平以及领导人是有很大关系的,发展慢并不是人民懒惰的过错。”

非洲风光 图片来源&拍摄:徐宏

在非洲他打交道过的企业高层,大多受过欧美的高等教育,但是中下层员工由于受当地教育水平的限制,各方面的素质就明显会下降。

徐宏曾在科勒迪瓦参与过一个项目,和他对接的是法国电力在当地的CIO,这名CIO在法国念过书,假期也会到世界各地去旅游,交流中他感觉对方具备国际化视野,是个睿智的人。但另一方面,中下层员工就显得做事僵硬和缺乏创造力。

“当时我在当地做政府的项目,有一些流程上的事情,一定要经过某个人,找另一个人,甚至更大的领导都不行。”徐宏说。

非洲风光 图片来源&拍摄:徐宏

在脉脉上,华为被认为是在海外派驻方面最优秀的大厂。即使在最艰苦的尼日利亚等国家,华为也已经建立了比较成熟的派驻体系,尼日利亚的食堂曾经在华为全球行政体系中被评为第一。“比如出行,一开始可以打电话订车,后来是APP订车,公司也会定期组织大家踢球、看电影,月末还会发券采购,当地国家的大环境可能不行,但公司搭建的行政平台非常不错。”

后来徐宏转去南非工作,南非属于第4等级,社会不太安定,而且由于可以自由持枪,枪支泛滥也比较严重,存在抢劫的事件。疫情期间南非曾经爆发过暴乱,好在华为员工所在的区域都是富人区,华为也做过提前备案,安排了保安公司到公司园区进行巡视,对于长期没有回家的员工,也会安排包机回国。

“如果下班比较晚要开车回家,巡逻车会跟着你,一直送你安全到家,在其他国家我们也有其相应的政策,公司在这方面花了很大的成本。”

在非洲徒步的徐宏 图片来源&拍摄:徐宏

如果说还有什么问题,可能就是有钱挣,无处花。“公司吃饭有食堂,而且也有餐补和房补,甚至剩下的钱还可以买车加油,工作收入几乎全部都能寄回家里。”在南非,除了周末徒步欣赏自然风光外,徐宏最喜欢的休闲就是打高尔夫,在当地的球场每个月会费只需要200元人民币左右。

南非-比勒陀利亚-Hennops Hiking Trail 图片来源&拍摄:徐宏

在今年年中,徐宏回到了中国,目前在国内做智慧政府的项目,他回国最大的原因是为了家庭。“疫情期间我有两年没回国了,我老婆虽然没有抱怨这个事情,但我对老婆父母是有愧疚感的,能回国终究还是要回国,海外再怎么好还是海外,而且我也想回国做一些事情。”此时他的负债早已经还完,六年的海外工作也让他积攒下了不少的积蓄,他坦言在生活上已经没有太大的压力,更希望能跟上时代的大潮,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。

现在有时在路边遇到黑人,他还会感觉蛮亲切的,海外工作对他来说是很值得的经历,除了足够高的收入外,也能一览国外的风土人情。“海外干三年,国内一线城市一套房子的首付就出来了,而且在海外工作,对你精神世界的丰富,和旅游还是不一样的。”徐宏笑着说道。

“疫情时印度同事们很靠谱,我们是最早复工复产的中资企业”

2018年12月被调去印度工作的沈焕刚,主要负责vivo在印度工厂的生产支持工作。沈焕刚主动申请来印度工作的主要原因,是希望在事业上能有更好的发展。

“那时候我觉得中国要复兴,那么中国企业走出去是一种趋势,海外的工作经历对我的职业发展有很多好处。另外,我也想要到处跑跑,无论是去哪个国家,都能增加自己人生的阅历。”沈焕刚说。

印度风光 图片来源&拍摄:沈焕刚

不过让他有点没想到的是,在他来到印度一年后,就迎来了新冠疫情,尤其是在2020年的四五月份,印度的疫情猛烈爆发起来。当时印度政府执行了封禁政策,人员密集型企业按照规定需要暂停用工,导致许多员工返乡,在之后复工时,许多企业没办法立刻恢复生产,而vivo是当时最早一批复工的企业之一。

某种意义上,这和印度当地员工们的“靠谱”是分不开的。沈焕刚回忆道,“5月中旬时,印度疫情爆发得挺厉害,当时大家特别紧张,能比较快的复工,很大的原因来自印度同事们对工作的支持。”

在vivo印度工厂,中国人和印度人的比例大概达到了1:150~1:200之间,并且绝大部分的当地员工直接归属印度管理团队管理,复工时,在没有补贴的情况下,印度核心管理人员基本全部到位,这一点是许多在印度的中国企业做不到的。

在印度工作多年,尤其是经历了去年和今年疫情的两轮考验后,沈焕刚对印度同事的印象非常好。在他看来,vivo公司的职员尤其是管理层,他们对疫情的观念是非常科学的,和中国人并没有什么差异。目前 vivo 在印度已经扎根建设了6年,在此期间,印度管理团队的离职率非常低,生产销售也一直稳步进行。

另一方面,从人才本身来说,印度的教育体制其实和中国是非常相似,相比于中国,印度尤其偏向理工科的教育。“在印度有大把的理工科毕业的大学生,他们的逻辑水平非常高,你只要稍微跟印度人打过交道就会知道,印度人的口才和逻辑性很强,有时候我觉得比中国人还强,尤其是他们的语言天赋。”

生产实践中,沈焕刚发现,由于印度大学将对电脑的使用列为必修课,印度员工对许多电脑软件的应用甚至好过中国员工。“他们是专门针对现代化企业去培训的一代人,你和他们沟通时,涉及到要讲‘因为’、‘所以’这种逻辑性的沟通时没有什么障碍,他们的教育经历很符合中国企业,尤其是技术型企业的需求。”沈焕刚感慨道。

沈焕刚(左一)和印度同事在一起的自拍 图片来源&拍摄:沈焕刚

当然,印度人和中国人也存在明显的文化差异。和中国员工不一样,面对上下级关系,印度员工的等级观念很强,印度员工对职位看得非常重,甚至超过对工资的重视。“你可以给他把层级分得很细,比方说 Engineer1、Engineer2、Engineer3 再到高级 Engineer ,他们很看重这个,你就慢慢可以给他升。”

而一旦升职后,印度员工会非常开心,并直接表现出“我是经理了”这样类似的态度,周围的印度员工也会纷纷过来为他庆祝。相比之下,无论是对升职还是对上下级关系,中国员工都平淡很多。

抛开这些差异,中国员工和印度员工的相处还是比较愉快的。在疫情暴发之前,沈焕刚和同事们经常与本地的印度同事一起出去游玩、开Party,领略印度丰富的文化,不过可惜在疫情之后,他们只能减少外出的频率,沈焕刚就将时间更多用在了看书上。

印度风光 图片来源&拍摄:沈焕刚

对于在海外工作,他感触较深的是,企业要做好本地化建设和文化建设,而这些建设最后也会回报企业。“当然,中国人的带头作用也是非常重要的,说白了,你不仅要从嘴上去讲一些大道理,平时也要做给人家看,我们处理具体工作的时候,他们(本地员工)是很容易感受到的。”

“摩洛哥的风景很美,文化也很独特,可惜我手机被抢了,没法给你看”

来自中兴的王志翔是受访人中唯一有过被“抢劫”经历的,而且是在非洲治安较好的摩洛哥,而在华为的补助标准中,摩洛哥属于环境条件最好的那一档。当时他正在富人区周围散步,一边看着手机,从他身后突然冲出一辆摩托车,飞驰而过的瞬间,车上的人直接将他的手机抢走了。

“当时很生气,但生气归生气,还是要买个新手机的,毕竟国外不像国内有天眼系统,基本上被抢了就没了。”王志翔有些无奈地说。

被抢走的手机是华为V30,受此打击,他新买的手机是一台便宜的Redmi手机,不过让他有点抑郁的是,在国内只要几百块的Redmi,在摩洛哥他却花了1300元左右才买下。

摩洛哥风光 图片来源&拍摄:王志翔

王志翔来到摩洛哥,多少有点“中年危机”的原因。在来到中兴之前,他在烽火科技工作了六年,由于收入原地踏步,自己也组建了家庭,于是跳槽到待遇更好的中兴。

作为行业老人,领导也会希望他更“抗压”一些,王志翔所在的部门主要负责测试,目前对疫情较严重和动乱的国家,基本不再要求出差,而摩洛哥在非洲属于条件较好的国家,因此当领导提出时,虽然不能说很主动,但他还是答应出差半年。

在他之前,也曾有两名同事在摩洛哥被飞车党抢劫,他是第三个,不过就风险来说,比起不少非洲国家还是要安全太多了。他曾听说有一名同事,在非洲穿着穿着阿迪耐克的衣服和鞋子出去晨跑,最后回来的时候只剩下一条裤衩。相比之下,疫情是更大的危险,他们基本不太外出,除了工作就是在住所待着,进行封闭式管理。

这种情况下,吃住都在一起的同事之间的关系要远比国内的同事更团结,大家常凑在一起喝酒踢球,但另一方面,思念家人时的孤独感依旧存在,这也是所有在海外工作的人都会面临的问题。尤其是国庆等节假日,看到国内已经在度假,而自己还在工作,孤独感就格外强烈。

王志翔告诉DoNews,“像我可能还好,去几个月就回来了,有一些去了一年多的,感觉到他整个人精神都有些颓废。我刚开始时对这个国家还是比较好奇的,喜欢到处看一看,比如我常去海边,他们可能都看过了,更想回中国来。”

摩洛哥风光 图片来源&拍摄:王志翔

在摩洛哥的半年里,令他印象最深刻的是不一样的信仰文化。摩洛哥是阿拉伯国家,某次他路过草地时,突然一个人在他面前跪倒,王志翔被吓了一跳,第一反应是对方要找自己要钱,过一会儿才发现对方是在做祷告。

“你在我们国家就很少见这种一天做三次祷告,到了固定的节日白天都不吃东西的情况,对我而言特别震惊。”

摩洛哥风光 图片来源&拍摄:王志翔

另一个感觉就是国外不那么“卷”,不像国内这样焦虑,整体工作和生活的节奏比较慢,当地员工们每天工作六七个小时就已经比较多了,每年的年假有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,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也比较多,有时下午和朋友喝咖啡,两三个小时就过去了。

有时候王志翔也不理解,为什么他们可以这样悠闲。“他们的薪资其实也不高,在我们国内也就相当于四千块钱,你想他们赚四千块钱还每天拿着一杯咖啡悠然自得地喝着,换我们,每月就四千块钱,那可能要光棍一辈子。”

深入交流后,王志翔觉得这种工作状态并不差,甚至有点羡慕这种状态:“他们的高级工程师可能四五十岁还在工作,很多本地员工的年纪也都在35岁往上,甚至超过45岁,在我们国内可能就把你裁掉了,或者说感觉你年龄大了,不是特别尊重你,不给你加薪了。但在国外,你可以一直干下去,年纪大一点,工作可能会慢一点,但是他们经验非常丰富,技术也非常不错,跟他们交流还是比较愉快的。”

当问到是否觉得出差值得,王志翔想了下说,对于和平的国家,去一趟还是很值得的。“这对你自己的认知是一个提高,你去了国外你会发现,没必要每天都在焦虑,到什么年纪要做到什么,平平安安、简简单单的,这也是一种生活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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英雄所见略同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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