医院反腐不停歇:倒查20年,院长成高危职业

医院反腐不停歇:倒查20年,院长成高危职业

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:八点健闻 (ID:HealthInsight),作者:李琳、史晨瑾,原文标题:《倒查20年,医院反腐不停歇,大三甲院长书记被盯紧》,头图来自:视觉中国

医疗圈里弥漫着一个共识:医疗反腐的潮水,短期内不会停歇了。

连续数月,多位医院院长、书记频繁被调查。视线再拉长,医疗反腐甚至延续了数年。

以2022年计,据官方媒体报道,各地累计已经有超46位医院院长、书记被查。而据八点健闻不完全统计,2018年以来,至少已有196个医院院长、党委书记等医院高层管理人员因贪腐问题落马。且自2021年以来,被查医院院长、书记中,三甲医院占比过半。

纪委官网上的一纸调查公告,对涉事医院来说,是一场实实在在的震动。

一位北方某三甲医院的工作人员历经了所在医院院长被查后,切身感到医疗反腐的力度和追查时间的跨度。

今年6月,已退休两年的老院长因贪腐违纪违法,被判十余年。随后一个月里,以他为原型的纪检专题宣传纪录片,在当地的各个医院轮流播放,并要求全院观看。而在涉事医院,宣传纪录片只定向邀请了一部分人前往观看,“怕员工情绪受影响”。

宣传纪录片无法在互联网上搜到,在任何社交平台上也没有传播,但在当地医院里进行了巡访式播放,这几乎成了当地医护人员6月的共同记忆。

知情人告诉八点健闻,宣传纪录片里细致地讲述了医院“塌方式”腐败的追查过程。

随涉事院长,一同被查处的几位科室主任,纷纷真人一同出镜,接受采访,还有一些被查对象用的是替身。

“拍摄的一个酒桌上放着茅台,一片觥筹交错、莺歌燕舞的景象。”这个细节让他记得最深。

涉事院长曾是当地远近闻名、实干能干的院长。“纪录片整体就是在传递,一个有能力的人犯了大错,在职业生涯中逐渐堕落。”他也坦言,曾经跟他共事过的员工们,很多都哭了,“大家看到曾经共事的人出现在影片里,受到了很大的震动。”

此后在当地医疗系统的群里、省级医疗系统的群里,他时常看到大家转发反腐倡廉的新闻和文件要求。

他知道,有一些是官方通知和要求,而有一些则是同行们彼此转发,互相警醒的。

2021年,国家印发了《关于印发全国医疗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廉洁从业行动(2021-2024年)的通知》(以下简称“廉洁从业行动”),正式启动了一场为期四年,针对所有医疗机构全体工作人员的反腐行动。

近几年来,医疗反腐打击范围从中小医院,一直上升到省级、国家级三甲医院,甚至横跨整个医疗行业。

有医管专家向八点健闻表示,医疗反腐跨入到了新阶段——目光落在了所有医疗机构的“关键人物”上。

“之前被查的更多是乡镇卫生院和县医院的院长,”一位医管专家向八点健闻指出这次行动的不同之处,“到现在,很多省级大医院的院长都被追查了,力度和决心是不一样的。”

如果说2020年之前,医疗反腐更多是散发性、为震慑而行的,那么从2022年初开始,一场自上而下的系统性反腐行动开始了。

多方信源向八点健闻表示,大家都有听到了“倒查20年”的说法。这说明,退休想要安全落地不复存在,医疗反腐的终身追责制已成为常态。

一、最新构建的贪腐路径

近年以来,一些全新的贪腐路径,正在应运而生。

药企和医疗器械企业的回扣,曾经一直是一条“历史悠久”的行贿路径,也是始于1996年的医疗反腐风暴的发轫点,那场由国家卫生部、国家工商局等六部门联合部署的药品回扣整治行动,为全国范围内的医疗反腐做了一次漂亮的开局。

但漂亮的开局后,却是一场漫长而难见奇效的拉锯战。

三令五申下,医生回扣、红包的问题依然层出不穷,到2010年,药品回扣依然高达450亿元,过度医疗浪费1800亿元。公立医院逐渐成了医药市场的主力,80%的药品都由通过公立医院卖出。

“毕竟,界限很模糊。”某位北方三甲医院的知情人士如此描述,“药企的人和医院一打交道就是十几年,都成了朋友,这时候送点东西,到底是行贿,还是正常的交往?院长很难把握尺度。”

医疗代表们在医院里进进出出,“回扣”成为医生们收入的一部分,这一度是行业里见怪不怪的常态。也正因意识的淡薄,部分医生或院长被作为“典型”抓起来时,所起的行业震慑力并不足够。

这其中,既与早期习惯成的自然惯性有关,还与一直变革中的医疗体制密不可分。2000年左右,彼时的公立医院依然面临“政事不分、管办不分,缺乏独立人事权”的困境。

但医疗系统内部的生态,在时代洪流下,也一点点变迁。

近几年,国家执行带量采购政策后,因药价和器械价格被压到极致的企业,竟也慢慢陷入“拿不出钱给回扣”的境地,这也印证了,法治化、制度化是拉锯战中的破局关键。

时代变迁,会让部分贪腐路径消失,但也孕育出新的路径。

在新冠疫情冲击下,显现出重要性的公立医院,也在后疫情时代迎来了一波汹涌的扩建潮,这波医疗体系的新基建潮流,滋生出新一轮的招标腐败

互联网医院、信息化建设带来的医院系统更新等项目,又将促进新的腐败潜规则形成。相较于此前风口浪尖的药剂科,设备科、基建科与信息科,也成为高危科室。

“哪里蛋糕多,哪里苍蝇就多”,一位医管专家如此总结,“医院要盖一栋楼,到底是由A公司还是B公司来盖,买药买设备,乃至供水供电谁来做,都是院长的一个决定,而这对别人可能是一个生杀大权的事,这就是发展所伴生的诱惑,也让有权力的院长职位变得高危起来。”

“不少因为疫情突击上的建设项目,往往设置在偏远地区,在疫情结束后很可能就成了利用率不高的烂尾楼。”北京大医学人文学院教授王岳指出了扩建潮带来的资源浪费问题,没有很好落实“平战结合”的原则。地方政府与医院趁疫情要资源,要拨款的思想也是存在的,应该对重大行政决策进行科学评估和论证,并通过听证方式,让公众参与。而往往基建项目也是腐败高发的重灾区。

对此,王岳总结道:“所有的行贿和受贿都是博弈,是一场囚徒困境。”

二、终身追责,院长成高危职业

监管部门“杀一儆百”的铁腕行动,正悄然开展。

从近两三年的院长落马案中可以发现,终身追责制或将成为常态

就今年而言,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原院长魏永祥、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院长周晋、延安大学附属医院原院长马柏林、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原党委副书记、院长王斌全等省级医院院长,均在退休后被查处。

有业内人士曾向八点健闻表示,此前院长只要通过了退休前的审计,就可以“安全着陆”了。但如今,被查处的院长中,已经退休、或升迁到行政部门任职的不在少数。从基层到大三甲医院,从普通医务人员到高级管理人员,所谓的“安全着陆”不存在了,终身追责制已经逐渐确立。

医疗腐败一直以来都是令全球各国头痛的顽疾,但在中国独特的医疗体系中,以院长为首的系统性腐败尤其难以根除。

公立医院既是公益性的单位,每年拥有10%左右的财政拨款,但又是一个自负盈亏的经济体,需要谋生存。

“我们经常拿大三甲的院长和大型国企单位的一把手做比较,前者所受的约束更少,”一位业内人士向八点健闻解释,“不论是国企还是私企,上市公司会受到证监会的严格监管,财报等数据都是公开透明的。但医院更像是一个黑箱,财务上有特殊性,监管单位只能从进出账目、治疗合理性、医保等方面入手,很难管。”

从内部来看,院长多重权力交叠,是利益与资源的汇集中枢。

一方面,院长们往往是掌握精湛医术的临床专家、拥有公务员身份的体制内干部;另一方面,院长们又像是营业额几十上百亿元、拥有几千员工企业的CEO,时刻考虑着如何维持机构运转,甚至扩张地盘。

药品、耗材、大型设备、基建等涉及医院准入的方方面面,都需要院长拍板决策。

大权在握,监管缺乏,院长不可避免成了重点围猎对象,这使得他们时刻面临金钱、名誉的蛊惑,时刻如履薄冰,一不小心,就会在某一个社交场合,某个难以拒绝的亲朋好友的请托,老上级的“打招呼”中坠入贪腐的深渊。

在一位医管专家看来,如何界定什么好院长是非常困难的,“你的权力影响着别人最关键的发展,不敢做决定的话,又没法发展。”

危机四伏中,不少公立医院院长正有计划地转嫁风险,将药械采购、盖楼等“肥差”交给了分管副院长或后勤部门,或者开始申请提前退休。但在反腐风暴下,也难逃法网。

“总之,一连串的反腐运动会起到震慑作用,新提拔的院长们,应该不敢贪了。”一位医管专家评价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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英雄所见略同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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