每天新增两家诊所,成都凭什么成为“民营医疗之都”?

每天新增两家诊所,成都凭什么成为“民营医疗之都”?

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:八点健闻 (ID:HealthInsight),作者:严雨程、李珊珊、史晨瑾,责编:季敏华,原文标题:《疫情下逆势新增62家医院,709家诊所,成都是全国民营医疗的希望吗?》,题图来自:视觉中国

新冠疫情并未挡住成都民营医疗机构的扩张脚步。

疫情前,民营医疗在这座城市的开张速度几乎是日均新增1家诊所,年均新增30家医院。

疫情中的2021年,成都市民营诊所新增709家,接近日均两家;全年新增民营医院、妇幼保健院62家,是疫情前的两倍。

成都目前拥有民营医院、妇幼保健院总计544家,数量超过京沪,是社会办医的另一重镇——深圳市的7倍;民营医院床位数占比38.4%,明显高出全国均值(28%)一截。

更具“碾压性”的社会办医指标是成都的民营诊所,形形色色的全科诊所、中西医结合诊所、中医诊所,以及口腔、医美、皮肤等专科诊所遍布大街小巷,总数近8000家。以覆盖整个城市的人口计,平均每家诊所可服务2500人,把北上广深等超一线城市远远地甩在了身后,打造了一座名副其实的“诊所之都”。

以上数据主要来自成都市卫健委的“2021年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告”,当地民众对这些抽象的数据或许并不敏感,但对于民营医疗宛如毛细血管一般融入生活的感受却分外真切。一位成都居民告诉八点健闻:“我家周边的诊所和医美机构往往能够经营很久,旁边门店都换了好几轮,但诊所依然持续在营业。”

当地业内人士的看法也同样质朴而直接:“我们这里跟其他地方不一样,非公医疗几乎摆脱了莆田系的影子,起点很高。”一位成都民营医疗机构的从业者如是说。

过去一年间,有1600万人次选择在成都的民营机构就诊。过去十年来,外来的社会办医机构潮水般涌入这座2000万人口的西南都会。外界把“民营医疗之都”的美誉冠予成都。然而为什么是成都?

放眼全国,民营医疗高歌猛进的几年倏忽已去。尽管近年来自上而下的政策、自下而上的呼声依然不断,却多有雷声大雨点小之憾。卷入所有制之争,各方认知也已渐行渐远;跳开公立民营之辩,则往往有意外之获。

外界瞩目成都,总希望找到某种发展的诀窍。而成都成为“民营医疗之都”,看似偶然,其实自然。

天时地利,再加政府之手

走过成都纵横交错的小巷,各色社会办医机构几乎随处可见,既有小巧玲珑的诊所,又有颇具规模的专科或综合医院。它们如同遍布大街小巷的商场和便利店,随处可见,无所不在。

在成都数百家公私医院的丛林中,公立的华西医院绝对是巅峰级的存在。但在中国其它省会城市中屡见不鲜的公立医院“虹吸效应”,在成都相对温和。华西医院走了一条高精尖研究型的发展道路,无意成为在数量规模上的所谓“宇宙第一大医院”。四川大学华西厦门医院党委书记廖志林告诉八点健闻,如果把驻扎成都的华西系、四川省人民医院系的公立医院拿到一旁,成都市一级公立医院的能力其实相对薄弱,在全国排名中总在百名开外,这为社会办医留出了相当的空间。

除了为当地2000万常住人口服务,作为西南地区的核心城市,成都的医疗服务更可辐射云、贵、川、藏等西南诸省和自治区。

天时地利之外,成都社会办医得以长足发展,还少不了省市两级政府的强力推动,此可谓“人和”因素。

2010年6月,成都市政府发布《关于进一步鼓励和引导社会资本发展医疗卫生事业的意见》。此后半年,国家层面支持社会办医的文件方始出台。

广阔的市场与友好的政策,吸引了大批社会办医机构从全国各地涌向成都。2010后的五年间,成都的民营专科诊所发展迅猛,涵盖口腔、眼科、骨科和脑科等,2015年超过7000家。

2014年,鼓励医生多点执业的政策出台;2015年,主管部门自上而下推动“控制公立医疗机构数量和规模”。这两个全国性的医改政策,从人才、市场方面进一步推动了成都市社会办医加速发展。

对成都市社会办医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,是2016年。当年,四川省出台《促进社会办医加快发展的实施意见》,要求取消对社会办医疗机构的具体数量、类别和地点的限制。更重要的是,意见》还引领性地提出了社会办医的一项原则——“非禁即入”。这一类似负面清单的制度进一步降低了社会办医的准入门槛,成为当地民营医疗起飞的引擎。

同样在2016年,全国上下启动国企医院改革,大批医院从国有企业中剥离,寻求民营资本接盘重组;部队医院亦迎来重大改革,大量医务人员被裁撤后进入社会,为社会办医带来至关重要的的人才来源。

那一年,还发生了著名的“魏则西事件”,莆田系走衰,民营医疗大洗牌。此后,大批外来“闯入者”蜂拥成都,既有混合所有制的大型医疗集团,也有新兴的互联网医疗机构,还有此前从未与医疗沾边的地产企业。

大批摆脱了莆田系的民营医疗机构进入成都,给当地居民带来了更多的就医选择,更好的就医体验。多元的医疗服务养成了成都人对于医疗市场兼容并包的态度,2000万的人口体量迸发出巨量的医疗需求,这反过来又吸引了更多医疗机构接踵而至,最终令成都焕发出“民营医疗兵家必争之地”的气象。

除了土生土长的爱迪眼科、锦欣医疗、盖亚诊所等,2016~2018年间,强森医疗、卓正医疗、企鹅杏仁、张强医生集团等纷纷落地成都;2019年,万达、泰康、京东方等跨界企业高调宣布进驻成都,布局国际、三甲医院等高端医疗……

没有秘密,平等对待就足够了

民营医疗的外来者们为何如此青睐成都?

多数受访者告诉八点健闻,社会办医“非禁即入”的规定虽然已经面向全国,但在成都,这项规定真正落地了。

多名民营医院负责人表示,他们在成都的建院过程非常顺畅,在满足相关规定的情况下,很快就能拿到执医许可,期间并无刻意设置门槛的现象发生。

张强医生集团创始人张强在进驻成都的过程中深有体会,甚至感觉成都营商环境堪比沿海城市。

张强医生集团的诊所性质是配备手术的大型外科诊所,这几乎打破了成都对诊所的认知。但在了解了需求后,有关部门并未一口拒绝,而是组织了专家讨论研究,“为什么北京上海可以,成都就不行?”最后,在确定诊所高标准配置和安全合规的前提下,张强拿到了外科诊所牌照。

与之类似的,还有成都八大处医疗美容医院。作为中国医科院医院(北京八大处)的延伸,这家医院在成都建立的过程也非常顺利。经营院长李勇告诉八点健闻,得益于医院立项时的深入沟通,项目推进迅速,最终一次性验收通过。“2018年9月26日完工,第二天赶在十一假期前就完成验收通过,政府部门效率高、服务深入。”

吕医生连锁诊所创始人吕奉平提到了与外地前来的医生交流,“全科的市场肯定是存在的,患者肯定是希望就近看病的,但在其他地方,政府好像总有点害怕,不太敢放开让民营的全科诊所满天飞。但成都就不一样,政府经常听取我们的意见,而且会根据意见作出调整。”

2016年,吕奉平拿到了全国第一张全科连锁诊所的牌照。2021年,成都下发《成都市诊所备案管理办法(试行)》,规定连锁化、集团化诊所开设新诊所,只需网上备案,大大简化审批程序。

在当地多名民营医院院长看来,社会办医在成都取得成功,并无所谓诀窍,政府只要做到“一视同仁”,不搞显性或隐性的差别政策,就足够了。

比如,成都可能是最早一批对民营医院进行评级,并授予三甲级别的城市。负责这项工作的是四川省卫健委一度设立的“健康服务业发展处”。在全国各级卫生行政部门的架构中,这是四川省独有的一个处室。

爱迪眼科医院院长张游说,公立医院想要评上三甲,可能需要一步步从二乙、二甲晋升到三乙、三甲,往往耗时数年乃至十余年。然而民营医院往往“出生也晚”,攒不够年资,怎么办?为了支持社会办医,四川省卫健委为这些机构开启了医院等级评审绿色通道。

在省卫健委“健康服务业发展处”的推动下,2021年,成都对30多家民营医院进行了评审,包括爱迪眼科医院在内的7家医院,成功进入了三甲行列。爱迪眼科有着强烈的华西属性,团队不同级别的医生,有不少来自于华西医院。

四川省医院协会社会办医分会会长景秀京强调,政府能够真正履职,做好监管工作,对于民营医院发展具有重要作用。给予民营医院三甲等级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,因为严格的等级评审能够帮助医院自我完善,同时也是一个管理工具,其背后有一整套的技术标准推动民营医院主动对标,“有了政府这只手,大家就会动起来。”

除了参与三甲评审,民营医院在医保定点、学术学会、管理参与等方面均能享受到与公立医院几乎一样的对待。

一位成都市民营医院院长坦言,民营医院其实并不需要特殊的优惠政策,只要能做到与公立医院平等对待,就已足够。

自然而然的民营医疗定位

对于地方政府而言,当初促进社会办医的发展,或许是希望往医疗领域扔进一尾鲶鱼,搅活低效、僵化、资源耗损的公立医疗体系。

对于民营医疗机构而言,它们进入这座城市,宛如羊群逐水草而居,是为了追寻形形色色的医疗需求,在满足这些需求的同时,实现自身投入产出的价值最大化。

在这个过程中,往往是公立医院看不上、不愿做的业务,成为社会办医进入的切口。而切口一经形成,并在不断的供需试探中得到验证,就可能打开一片广阔的天地。

成都民营医疗的“第一枪”,打在了扎根于社区的全科诊所中。

吕奉平回想起十几年前创业的场景——那时候整个高新区“一家公立医院都没有”,当地居民就医无门,往往为了一点小病,赶到大老远的市区大医院去看病。如今,吕奉平的全科连锁诊所已开了31家,全部开在社区中,价格实惠,门诊次均费用百元左右。而在成都的公立医疗体系,2021年的次均门诊费用是371.19元,最贵的三级公立医院的次均门诊费用超过380元,社区卫生中心的门诊次均费用也要150多元。

离家近,就医体验友好,价格实惠,令吕奉平的诊所即便在疫情期间,年接诊量也一直稳定在20万,“有了患者积淀,即便疫情封控,也可以给病人送药上门”。

成都民营医疗的“第二枪”,打在了消费医疗上。“传统的公立医院承担的主要是救死扶伤,而对于一些与生活息息相关,却不那么危及生命的疾病,往往顾及不到。”张强说。

就在消费医疗中,其中一个分支,成就了如今“医美之都”的成都。

成都八大处医疗美容医院的经营院长李勇向八点健闻提及,“成都人的医美需求很旺盛,走在大街小巷,可能喝个星巴克,就能听到几个女生在聊美容的事,我做了什么,你做了什么。”

2017年,成都市提出打造全国领先、全球知名的“医美之都”。次年2月,政府发布《成都医疗美容产业发展规划(2017~2030年)》,成为全国首个针对医美行业发布市级产业规划的城市。

2018年,中国医科院北京八大处医院在成都建分院,这也是当时国字头美容整形医院八大处医院唯一的京外分院。

市场自发形成的定位之外,成都社会办医的蓬勃发展,还得益于相对宽松的医师多点执业制度在很多省市,多点执业往往沦为一句空话——公立医院往往把自家医生紧紧看住。但在成都,管束相对宽松。

就在华西口腔医院的侧面,有一座财富国际大厦,这里入驻了许多口腔诊所,华西口腔医院的不少大夫们都选择在这里多点执业,交换流动频繁。当地患者说,华西口腔很难挂到的号,就去隔壁财富国际的口腔诊所看,一样的医生,一样的服务。在这里,公立与民营相向而立,大夫们穿梭其中忙忙碌碌,成了成都社会办医的一处独特景观。

就这样,不知不觉之中,成都的民营业者聪明地将自身定位投向了公立医院的短板、顾及不到的专科领域。这些民营诊所虽然规模偏小,却数量庞大,见缝插针般的无处不在,有效地填补了公立医院的服务空白,为当地居民提供了便捷的医疗服务。

疫情冲击下的成都

三年疫情,全国上下,不分公立私立,医疗服务市场均遭重创,而民营医疗因缺少政府补助或贷款扶持,受挫尤甚。号称民营医疗之都的成都亦概莫能外。

首当其冲的,是成都的民营诊所。

一位当地民营医疗观察者表示,依据当地防疫政策,中风险以上区域的社会办诊所不允许接诊,加之疫情反复,今年以来,很多诊所的同期收入只有往年的六成。

盖亚诊所总经理周博告诉八点健闻,疫情殃及之下,成都连锁门诊大量关门。盖亚之所以还能勉强度日,全靠集团其他业务输血。

佳士集团资产中心总经理杨发翔提到,疫情对民营医疗机构影响很大,经营状况严峻,亟需资金支持。虽然国家政策也有金融创新扶持,但融资渠道却非常有限,“即使通过买卖取得的建设用地和固定资产,金融机构也很难提供支持。”

据业内人士评估,疫情后可能有三分之一不具备竞争力和条件的社会办医将出局。四川当地一位社会办医研究者透露,已有多名熟悉的院长在四处托人评估,试图转卖医院。

疫情带来的另一变化,是公立医院的新一轮扩张。

在成都,公立与民营之间的人才流动出现了反转。多名社会办医从业者表示,疫情以来,公立医院快速扩张,对民营医院的人才虹吸越发明显。“社会办医的人才结构是哑铃型的,不缺顶级专家和基层医护,缺的是中级职称医师,公立医院挖人让大家变得更紧张了。”

政府之手推动的公立医院扩张,增加了整个市场的医疗服务供给。在成都,民营医疗历经十年高速发展,服务供给量也已十分庞大。两项因素叠加,在景秀京看来,如今成都的医疗供给已经有些过度了,这势必会给当地医保带来一些压力。

一位民营从业者告诉八点健闻,一旦医保资金出现压力,受影响最大的往往是社会办医机构。此外,商保对于社会办医也有“歧视”,据了解,目前全国市面上的大多数健康险产品,都会要求投保人在公立医院就医,才能获得理赔。

疫情带来的社会办医危机并非成都独有,而成都因民营医疗体量庞大,又难免波及更广。然而无论有无疫情,在景秀京看来,社会办医野蛮生长的时代已经过去,这是一个高门槛、严管理、强运营的行业,社会办医机构一定不能选择与公立医院相同的发展道路,而是要坚持差异化,瞄准多样化的医疗需求和当下尚未被开发的医疗服务。

对于此番能否渡过危机,成都民营医疗业界悲观之中亦多有期待。对于更长远的未来,置身不断演变的市场与社会的背景之下,他们依然要继续探路——为自己,也承载着同行者的期盼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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英雄所见略同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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