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赤脚医生”消失之后

“赤脚医生”消失之后

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:零度往上 (ID:farmercomcn),作者:朱海洋,编辑:颜旭,头图来自:视觉中国

这个班很有意思:年龄相差十多岁,最大的工作已十年,最小的高中刚毕业;再看职业,有老师、有消防员、有退役军人、还有银行柜员;11位本科生,25位大专以上学历,有中途辍学的,也有高考失利的;当然,有人冲梦想而来,有人奔编制而来,也有人为家庭回归。

▲“空巢”多年的郎村卫生服务站,如今成了居家养老服务中心。

今年4月光荣退休后,70岁的姚珍妹五味杂陈。辛苦一辈子,整整40多个年头,纵有不舍,可岁月不饶人。全村老少,几乎都找她看过病,从家到诊室的路上,大伙由内而外的热情与敬重,是她最大的骄傲。清晨开门,落日关门,也似乎成了种肌肉记忆。

职业生涯终于到站,可眼下,姚珍妹不能退,还得再坚持数月。四年前,村里招了名年轻人,叫张尚金,是个“95后”小姑娘,土生土长,学的是护理专业。那年,县里试水“本土化村医培育”,刚大专毕业的张尚金正好报了名,护士没当成,却成了“准村医”。

如果顺利通过今年8月份乡村全科执业助理考试,张尚金就能正式上岗。但是村里的老人们等不得,得配药、测血压,偶有头痛脑热,实在少不了村医,只能暂且返聘姚珍妹。张尚金也提早进入角色,一得空,就来卫生室帮忙。年轻人经验少,但电脑用得溜,两人既是师徒,又是搭档。

这个小山村名叫尚书干,距离县城近40里路。张尚金的到来,让卫生室逃过“空巢”的命运,但其他村却没有如此幸运。在浙江省安吉县,总共有134家村级卫生服务站,眼下,已有16个“空巢”,剩余绝大部分的村医属于“光杆司令”,其中60岁以上占了一半多,如再无新鲜血液输入,“有站无医”即在眼前。

这不仅仅是安吉的烦恼,更是浙江的、全国的困局。大众印象里,安吉算不得偏,经济也挺发达,所在地市湖州又素来被誉为“鱼米之乡”,浙江农民的富裕程度更在全国省区中名列前茅。村医奇缺尚且如此,更别谈其他地区。

为解此题,过去15年里,安吉从未停止探索。屡败屡试后,最新的一次尝试便是“本土化村医培育”。即从各村选拔热爱中医药,有志于从事村医的青年农民,县里出专款、给编制、配师父,待通过全国相关专业考试后,就回到本村从医。

他们芳华正茂,背景各异。一眨眼,四年过去,44人的“青年村医班”即将初出茅庐,秋天将全部走上岗位。他们即将走进生养自己的乡村悬壶济世,而记者也尝试走近他们的人生,走近这群“新时代的赤脚医生”。

消失的“赤脚医生”

与村医王东木的首次相见,是农历新年后的一个下雪天。原以为人会少些,可早上7点半,卫生室开门后,窜进来的村民一个接一个。山里头冷,没空调,又敞着门,寒风直往里灌。王东木裹着厚棉衣,连白大褂都套不进去。

▲王东木正在为村民包药。

量血压的,感冒的,喉咙发炎的,都是老熟人,不少还从邻村赶来。正月初一到元宵,没关过门,生病可不挑日子。王东木其实也是个病人,自从两年前摔断腿,一到雨雪天就隐隐犯疼。当了半个多世纪的村医,其实,他已“超龄服役”。

按县里政策,王东木三年前本该退休,可他一走,卫生室就得关门,老百姓集体抗议,他只能继续留守。走一步算一步,又不知何时是头。

章村是安吉最西南的山区镇,距离县城近百里路,已与安徽交界。山里老人多,外出不便,小毛小病都指着村卫生室。全镇总共8家村级卫生服务站,如今有一半“空巢”。像茅山村这样返聘退休村医的,还有另外一个,由于后继无人,也随时可能关门大吉。

“那会儿生病,根本没法上县城,都没公路。后来通了路,班车也就一两趟……”64岁的王吉成刚测完血压,一边理袖口,一边就跟记者拉起家常。这个年岁上下的村民,几乎跟他差不多,都是王东木照看着长大。2300多人的茅山村,如今光高血压患者就有将近400人。

王东木算得上县里最早的一批“赤脚医生”。1969年,经过简单培训后,成了“半农半医”的卫生员。过去,农村缺医少药,老百姓生病也治不起,小病硬扛,大病等死。尽管偶有医疗队下乡,可根本顶不了多大用。

▲王东木的笔记本上记录着每位村民的健康状况。

当时,正赶上“六二六指示”,“赤脚医生”在大江南北如雨后春笋般冒出。放下药箱下地,背起药箱出诊,一根银针、一包草药,农民生了病,无论早晚还是晴雨,村医随叫随到,成了村里最有威望的人。直到今天,王吉成最敬仰的还属王东木。

尽管后来,“赤脚医生”不复存在,与其共存共生的合作医疗也随之解体,但这支队伍曾立下的汗马功劳,谁都无法磨灭。进入新世纪,随着村卫生室的标准化、规范化建设,这支队伍被“收编”,继续发光发热。目前,安吉135名村医,绝大多数由“赤脚医生”延续而来。

天荒坪镇大溪村是安吉最靠南的山村,24.3平方公里散落着13个自然村,绕一圈得有80多公里。去年4月,村医徐海潮猝然离世,大溪从此沦为“空巢站”。对于这位同样服务了村民50年的老医者,村书记陈军说着说着,两眼泛起了泪光。

“但凡有头疼脑热,都老先生给看的。包括女儿有次半夜口吐白沫,也是打电话给他,骑个摩托车就赶来。”陈军仍记得,徐海潮出殡时,全村人都自发送葬,花圈排成了长龙,很多人泪如雨下,“本来他都可以退休了,一天清福都没享。”

病还是得有人看,陈军一次次向上打报告。可县里、镇里也没办法,最后商定每月逢六,由镇卫生院派人巡诊,每次一上午。“这三个半天,实际上很不容易。本身,院里也是泥菩萨过河,只能借助巡诊稍微缓解一下。”天荒坪镇卫生院院长蔡国廷坦言。扎根乡镇24年,他又何尝不知村里所需所急。

相比章村,毗邻县城的天荒坪镇“空巢率”稍好些,但也不容乐观。8个村级卫生服务站,目前有两个空着,可再过几个月,西鹤村也将加入其中。而剩下的5名村医,仅有一人未过花甲。这意味着,“空巢”就是眼跟前的事儿。

“从60岁到65岁,后面又一延再延,最终政策定到70岁离岗,已是不能再晚。我们必须考虑到村医年事已高,精力有限,超龄并非长久之计。”谈起现状,安吉县卫健局副局长沈巍无比担忧,“若不采取措施,五年内将近一半会‘空巢’。”

两度“失败”再出发

一边是“能中会西”的“赤脚医生”加速退出舞台,另一边则是青黄不接、人才断档的尴尬境地。面对村医奇缺难题,安吉不是看不见,早在2007年,就开始破解之旅。最早时,当地委培大学生村医。起初面向全省招,后来考虑到方言不通,缩小到面向县内招,持续了五年,培养了71名村医。

老家是大溪村的翁圣斌,就是委培班的大学生之一。2012年,她从湖州师范学院临床医学大专毕业,回到本村当医生。因为没有编制,加上待遇低,其实毕业那年,她就尝试考编。首次失利,翌年再战,如愿后便去了乡镇卫生院。好不容易盼来的年轻人,又跑了。

▲翁圣斌在老家大溪村为老百姓提供巡回诊疗服务。

如今,32岁的翁圣斌已是院里的业务骨干。记者采访当天,她正好被派到大溪巡诊。虽然自己就是本村人,也明白陈书记的燃眉之急,可翁圣斌始终无法下决心回村,能做的就是尽量多回娘家住,万一夜里头有人寻医,也能有个照应。

本地人吃住方便,尚且想着拔腿就跑,外地人作为异乡客,尤其是女孩子,自然更是心神不定。当时,有个年轻女孩分到天荒坪镇,头天进村,因为淋浴房毗邻村道,玻璃虽糊了塑料纸,可毕竟只有一窗之隔,深夜还有人路过,恐惧感油然而生。第二天,她就交了辞职信,仓皇出逃。

总之,由于种种原因,71人,已无一人留在村里。吸取“教训”之后,2012年,安吉调整政策,实行招录并轨的定向培养,只要毕业去村里就给编制。结果同样不如人意:因为不是本村人,吃饭、住宿等生活问题难以解决,扎不了根,自然很快全跑光。

李贵洪去年履新安吉县科技局副局长前,一直在县卫健局,从头到尾经历了这两次探索。对于大学生们的“出逃”,县里其实也无可奈何,无法加以阻挠,可从内心讲,同样临床医学出身,又远离故土的李贵洪,其实很理解。

“当年的‘赤脚医生’为什么能跟老百姓打成一片?这绝不是简单的编制问题、吃住问题,里头还有人文融入问题。因此,本土化培养很关键,既要热爱医疗事业,又要热爱这片土地,并且对村医要有清晰的职业认知,同时还得有一定的收入保障。”李贵洪说。

本土化,关键词应运而生。按规定,从事医疗卫生必须得有相应的执业资格,而前提是医学科班出身。即使有青年农民真有意愿当村医,如何走上职业舞台?时代不同了,肯定不能像几十年前一样,短短数月就“赶鸭子上架”。

巧合的是,两项改革的推出,让这道难题仿佛有了解法。当时,为传承中医药文化,可以采取“师带徒”,快捷又实用,为没有医学背景之人,取得执业资格提供了通道。但拿到《传统医学师承出师证书》的这类人,只能从事中医服务。

于是,另一项改革成了“黄金搭档”。有了“出师证”,实习一年后,就能报考乡村全科执业助理医师,这意味着,就能提供中西医诊疗服务。对于百姓而言,村医或许无需多高学历、多高技能,但必须是“万金油”。

“失败”两次后的安吉,重新出发,开座谈、搞调研、定政策。2018年5月,“中医师承+定向培养”的本土化村医招录计划正式推出。依照政策,完成两轮考试后,学员定向回到村级卫生服务站后,再予以学费补助,并且给事业编制,收入估算也能有十多万。

当然,有言在先:八年内,学员未能取得乡村全科执业助理医师资格,不予补助学费、也不签订聘用合同;而学成后,若不回村或中途离职,则视作违约,不再保留编制,追缴补助经费,关键还将录入信用平台和失信记录。

重回“象牙塔”

2018年,秋日入学季,坐在大巴车导游座上的薛峰,内心澎湃不已。他的任务是送学员们到浙江中医药大学,开始为期一年的封闭式中医理论学习。“85后”薛峰,也曾在村级卫生服务站待过,如今已是安吉县卫健局中医管理与科技教育科的科长。在他看来,这次送行犹如火炬传递,自己虽只是一介“摆渡人”,但对于安吉村医事业而言,值得被永远铭记。

比薛峰更加兴奋的是后座的青年们。公告发出后,一石激起千层浪,全县51个村的报名人数达到270多人。为了答疑解惑,也为了避免日后矛盾丛生,县卫健局专门办了场政策宣导会。偌大的会场被围得水泄不通,远远超出预期。经过多轮考察,最终44人入选,组成首届中医师承定向培养班。

安吉县卫健局局长凌逸刚告诉记者,学生们一腔热情,但为了防止四年后“一地鸡毛”,县里坚持宁缺毋滥原则,充分考虑培养对象的学科背景、家庭情况、出发点等,有7个村就无一人入选。因此几乎每个人,都是精挑细选而来。

这个班很有意思:年龄相差十多岁,最大的工作已十年,最小的高中刚毕业;再看职业,有老师、有消防员、有退役军人、还有银行柜员;11位本科生,25位大专以上学历,有中途辍学的,也有高考失利的;当然,有人冲梦想而来,有人奔编制而来,也有人为家庭回归。

“90后”罗梦玲从小酷爱医学,高考时一分之差落榜医学院,最后读了工商管理专业。看到公告后,她几乎不假思索就报了名。“坐在教室里,我常感到恍惚,就如同一场梦,没想到还能从医。”同学圈里,罗梦玲成了一个“传说”。

年龄最大的黄璐璐,同样热爱医学,发挥失常只能退而求其次,进了一所大专院校读药学。毕业后,她入职安吉某知名药企,一成不变的工作,总觉得少了激情。当时报名年龄上限是28周岁,但考虑到黄璐璐有医药背景,加上意愿强烈,县里为这类人员开了“特殊通道”,终于圆了她的医生梦。

与罗梦玲、黄璐璐不同,丁方纪烨来报名,是被母亲丁红梅动员来的,起初还有些不愿意。计算机专业毕业的他,高不成低不就,当时在一家竹木公司暂先安顿。母亲认为,医生工作体面,也算“铁饭碗”,还能照看家里,不管从哪方面讲,都比眼下强。被劝导了一周,他才听从建议。

不管出于何种目的,踏上这趟大巴,都意味着各自的人生轨迹,将发生180度转变。对于大部分人而言,重返大学校园,心境各不相同,而机会来之不易,强度也不容小觑。一年半时间,他们必须学完普通本科四年的中西医理论课程。厚厚的“砖头书”,内外妇儿,哪科都重要,哪章都要紧。

“上午集中授课,下午和晚上自修。管理很松散,但大家都很拼,基本上没有人逃课缺席,也没有人睡觉、打游戏。第一排座位,几乎从没空着。”罗梦玲被推选为班长,对比之前的大学生活,深有感触,“或许,谁都格外重视这次机会;又或许,必须完成考试,才能尽早工作。大家都知道利害轻重。”

中间有半年时间,学员们需回到安吉,进行中医师承的跟师学习。为了更好地传承中医文化,满足农民对中医药的服务需求,县里特别聘请了30位副高职称以上或从事中医超过15年的医生,作为学员们的师父,还专门举行了一场正儿八经的拜师礼。

▲学员们在安吉县中医院轮转学习。

丁宪春是安吉县中医院的“名医”,这次收了两名徒弟。他的老家在杭垓镇姚村,也是个偏僻的小山村,卫生服务站空了大概十多年。86岁的母亲仍独居在村,丁宪春虽每周回家,可他觉得,哪怕自己是医生,家门口的卫生室还真缺不了。

“我挺佩服这帮年轻人,也深感安吉这次探索的价值意义。坦率讲,由于缺乏系统的培养,他们的医学基础或许不够牢固,但他们真的很刻苦,过程也很认真。”丁宪春说,也因此,自己格外关照两位徒弟,比带全日制的本科和研究生,显然要花更多心思和时间。

让“师父们”没有失望,这帮青年很争气。去年4月,大家首次参加出师考,分为实践和理论考,有31人两门都过,顺利拿到了“出师证”,另有3人通过实践考。整体通过率达69%,高出全省平均水平一倍多。

路漫漫其修远兮

当初被母亲“逼”来的丁方纪烨已经爱上了自己的职业,这缘于在急诊科轮转时的一次生命教育。“当时,跟着老师去车祸现场转移病人,眼睁睁看着生命消逝,无能为力。”面对死亡,他没有恐惧,瘫坐在抢救室的塑料凳上,一股使命感和责任感涌上心头。

现在,丁方纪烨最大的担心,来自于“本领恐慌”。自己并非科班出身,过去三年多里,每天都如饥似渴地看书,压力和强度比高考还大,毕竟到了村里就得独立挑大梁。想到病人、想到凶险,他还是惴惴不安,深怕辜负了身上的白大褂。

严格来说,丁方纪烨即将被派往的上墅乡罗村,卫生服务站已属“空巢”。前一任村医退休后,老百姓三天两头跑乡里反映。无奈之下,邻村的村医李阿荣被派来临时支援,可他也年届67岁,就盼着小伙子赶紧下村。

相对而言,黄璐璐就幸运得多,她要去的是上墅乡刘家塘村。这个村招医生,并非为了补缺,而是业务繁忙,人手不够。眼下,卫生服务站已有5人,3名医生,护师和药师各1名,全年有2万多人次的诊疗量,周边几个村的老百姓都上这儿看病。

▲一村民正在刘家塘村的卫生服务站付款取药。

52岁的卢永琴是刘家塘卫生服务站的带头人,记者采访的当天下午,她还得赶去县里参加“两会”。可病人实在太多,一上午号子就有100多个。从小,黄璐璐家就与卢永琴的诊室门对门,或许正是耳濡目染,种下了医学种子。现在,邻里成了师徒,卢永琴答应,待她正式入职,收了做“关门弟子”。

▲刘家塘村的村医卢永琴在接诊病人。

但毕竟,刘家塘只有一个,更多的村卫生服务站或已经、或濒临“空巢”。如同丁方纪烨一样,绝大部分人上岗后,没有前辈给予指导,也没有时间让他成长。对此,同行的薛峰告诉记者,县卫健局已考虑到这一情况,待他们正式进村服务之前,还将组织进一步的培养计划,提高其业务能力。

无论如何,四年时间,这批果实成熟在即,这是一个莫大的好消息。在章村镇郎村,关门数年的村卫生服务站,一度成了居家养老服务中心。得知有个年轻人叫潘浩韵,马上就能学成归来,郎村上下欣喜不已,正筹划着重新恢复服务站。

在凌逸刚看来,有了这帮年轻人,接下来的“健康驿站”共富班车才能有“司机”运转。根据计划,安吉将投入1.8亿元,三年内利用数字化技术,持续改造提升一批村社卫生服务站。郎村同样赫然在列。

如果没有村医,没有懂技术的年轻人,设备再好,站点再智慧,依然派不上大用场。当然,有了数字赋能,也可以让更多医疗资源下沉,成为年轻村医们的‘左膀右臂’。”凌逸刚坚信,新一代“赤脚医生”今后将大有可为。

当然,留给安吉的题目还有很多,年轻村医们的道路才刚刚起步:留不留得住?用不用得上?入职后,进修通道如何?怎样提升技能?收入是否满意?还有,对于村医的要求,同样也日趋多元化:除了看病给药,还有公共卫生、养老服务等。他们跟不跟得牢?想象与现实的差距,最终又会让多少人选择退出?

安吉并不避讳这些现实问题,从头到尾也没把这场实践捧得过高,亦没有火急火燎全面推开。迄今为止,这仍是唯一一届本土化村医班。就目前而言,效果超出预期,安吉才准备择期推出第二批。不过,该做法已得到社会关注,不仅被一些地方参照学习,还被写入了浙江省中医药的“十四五”规划。

长路漫漫。至少,在上一辈村医的坚守之后,新一代也望到了曙光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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英雄所见略同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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